《屠龙年代》

苏晓康谈批判毛泽东原罪的新著

嵇伟

BBC中文网记者

 

更新时间 2013年7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55
苏晓康《河殇》主笔苏晓康沉寂20年后推出“大骨架”力作《屠龙年代》。

中国最著名的大型政论电视片《河殇》的主笔、现居美国的苏晓康在沉寂了20年后,最近出版反思共产党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的新书《屠龙年代——中原沦丧与“河殇”前传》。

有评论人士把《屠龙年代》称为是继《河殇》之后,对毛泽东原罪的最尖锐有力的批判,再一次对共产党中国的近代发展模式进行严厉的检视与批判。

在接受BBC中文网的电话采访时,苏晓康首先解释了为什么用武侠语言“屠龙”作为新书的名字,他说,这是为了纪念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给那个年代一个公正的评价。

1980年代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因为它以短短几年的时间,质疑了新老两个传统:祖宗和毛泽东,这就是屠杀了两条龙:衰龙传统(祖宗)和人龙毛泽东。在思想史意义上,这两者一是“五四”精神的再现,一是“非毛化”的滥觞。

失语和中空感

作为1980年代中国最受欢迎的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主笔的《河殇》被称为是1989年六四民运的思想前导,他自己则被中国最高当局通缉后流亡海外,在“沉寂”了20年后,现在重新开始了忧国忧民的“大骨架”写作。

按照苏晓康的说法,包括他在内的一大批追求思想解放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六四镇压时,连同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学生运动一起,被血淋淋的断裂在1989年6月4日的北京木樨地。

所以许多当年很有成就的中国知识分子、作家和学者到了海外后,在流亡的环境中出现“失语”和“中空感”,无法再继续自己的事业。

苏晓康自己也是如此,再加上1993年的严重车祸,使他精神几近崩溃,但是在2003年重新找回了当年从中国出逃时丢失的一批关于当年创作的笔记本和采访本,让他重温“心史”,寻找到重新投入“大骨架”写作的感觉。

对历史的重新认识

虽然苏晓康在《河殇》播出后,成为中国著名的反传统主义的象征人物,但是在写这部《屠龙年代》时,在回顾共产党中国的60年历史后,他认为与60年间发生的空前惨烈的浩劫相比,中国的4千年传统历史显得相对温和。

他立论的依据有二,首先是1959年的大饥荒,不仅饿死了3600万人,这是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的统计数字,而且是在人吃人的情况下饿死的,可以称为史无前例。

其次是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采取的掠夺性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虽然使经济起飞,国库丰盈,但同时却由于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造成生态托架无力再支撑,致使中华民族的家园面临万劫不复的危险。

苏晓康认为,这两个中国当代史上的浩劫都源于毛泽东,所以他说,由此产生的所谓“毛泽东原罪”的问题,高悬于历史上空,诘问中国和人类。

万劫不复的危险

但是从中国国家发展的外表看,中国经济最近30年来飞速发展,对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好处,所以有些读者对苏晓康的新书《屠龙年代》有争执,认为立意偏颇。

苏晓康在记者提到这个问题时回答说,实际上认为中国因为环境所受的破坏等问题,使得“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时刻”的说法,最早是由中国的“毛派”提出的。

他指出,中国受到环境生态方面的浩劫,首先从事实来看,中国无论水、空气和土地的污染程度已经极其严重,当局现在的维稳防暴力量中,有很大一部分专门用在对付民众的环境抗争上。

再从观念上说,整个国际社会已经进入了环保时代,但中国仍然是个大工厂,加上倾倒损害环境废料的大垃圾场,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生态环境将被破坏到不可挽救。

“毛泽东的原罪”

有书评说,《屠龙年代》是继《河殇》之后,对毛泽东原罪的最尖锐有力的批判。但在今天的中国,由于制度性腐败和两极分化越来越加剧,许多草根老百姓都在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官员相对清廉和社会相对平均化。

苏晓康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是言论受到压制、思想被控制下的倒退现象,认为这并不能证明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益。

再回顾中国政府对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追根溯源,是因为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当权阶层患上了一种“政权丧失恐惧症”。

苏晓康认为,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中国政府在1989年6月下令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和向同情学生的市民,所以如果不从清算毛泽东留下的问题开始,中国今天的所有问题都将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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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orian: The Raising of the K-129

Azorian: The Raising of the K-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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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orian: The Raising of the K-129

2010 NR102 minutesIn 1968, the Soviet sub K-129 disappeared in the North Pacific. While its home country considered it lost for good, the United States located it later that year and began plans to recover the wreck in a secret operation called Project Azorian. While certain details have been leaked over the years, this documentary features interviews with those tasked with designing and operating the equipment used to salvage the sub.

Director:
Michael White
Genres:
Documentaries, Military Documentaries
This movie is:
Cerebral
Availability:
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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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不发布的数据

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现实中,美国是3:1,日本是4:1,发达国家最高的是悉尼8.5:1,纽约7.9:1,伦敦6.9:1,首尔7.7:1,东京7.9:1,新加坡5:1,而中国20~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达到40:1。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一向将称成功消灭了多少贫困人口列为政绩,称中国贫困人口只有4300万人。要分摊联合国经费时,中国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 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 5亿,高居世界第二位。

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但经过50多年“翻天覆地”的增长,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7%。

奥巴马日前接受采访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停留在美国1910年水准。

中国历代民、官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25.6%
印度:6.3%
美国:3.4%
日本:2.8%

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3.8%
印度:19.7%
美国:21.5%
日本:23.3%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

知道现在我国有多少“裸官”吗?118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平均每个省(直辖市)有3万多名“裸官”,如按全国2000多个市县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关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以2004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

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

单项统计:

1. 每年因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

2. 中国每年约有二十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3. 每年医疗事故死亡20万人(估算)

4. 中国每年死于尘肺病约5000人(估算)

5. 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

6. 2005年全国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3508114例,死亡13185人

7. 中国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约10万。

8. 全国每年因装修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

9. 中国目前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

10. 每年触电死亡约8000人

11. 我国火灾年平均损失近200亿元,并有2300多民众伤亡

12. 全国每年1.6万中小学生、3000大学生非正常死亡

13. 中国每年死刑执行近万宗

14. 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万人

15. 广州每年产生约1200具无主尸体

16. 中国每年因使用不当导致农药中毒的死亡人数达上万人

17. 每年食物中毒死亡数万

18. 1986年因酒精中毒死亡9830人

19. 我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

20.承每年因大气污染死亡38.5万!

以上合计约230.5万!!!

21. 经由不安全注射传播的肝炎和爱滋病,已导致三十九万中国人提早死亡,并造成六百八十九万寿命年的损失(新华社)

22. 中国每年有将近一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

——合计:328万以上,扣除可能存在重复部分,同时考虑统计不全部分,每年非正常死亡超过300万应该没有问题!!!其中80%属于责任事故。

据官方统计,2006年中国政府逮捕了604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是2005年的两倍。同样,因涉 嫌 危 害 国 家 安 全 罪 而 遭 逮 捕的人数在2007年(742人)相比前年增加了23%。

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全球第一。

各国政府费用比较: 德国:财政收入的2.7%,埃及:3.1%,印度: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而我们中国是30%!这还只算公务员部分。今年的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 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18461元。

物价:97号汽油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宝马Z4中国9万美元,美国是3万,Levi’s牛仔裤价格是美国的7 倍。房价,早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若干倍了。

1997-2008年间,劳动力工资的增速是11.6%左右,但是财富性收入,比如国企利润增速是32%多,政府土地转让金收入的年均增幅超过33.6%。

空气、水、食品、药品污染的结果就是癌症村的出现,癌症的发病率大幅上升,先天缺陷大幅上升。全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残疾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天则所报告展示统计称:与民企相比,2001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地租3.09万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所长盛洪说,“国有企业已被内部人控制了”

中国政府开支44%用于养活公务员 日本仅为2.5%

保守评估,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总数在20万左右,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0.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意外伤害是我国0~14岁儿 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意外伤害是我国0~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每年有超过20万的0~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64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因为贫穷导致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

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估计,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致死的人数为65万以上。 世界银行同年估计污染在中国每年致死75万,当是所有污染致死的数字!

来源:中华网2011.9.15.


日期 11-11-11
专题: 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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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之初

1921年7月1日在中共党成立之前,俄共远东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在华活动一年多,取得丰硕成果,在中国一些地方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并已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共。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

尼柯尔斯基生于一八九八年,曾是赤塔商学院的一位学生,来华时仅二十三岁。就是这样一个小青年,操纵成立中国共产党。马林为荷兰人,生于一八八三年,来华时三十八岁。这两个人在上海曾与李达、李汉俊秘密商谈,後又到北京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秘密会谈。

据包惠僧说,在广州“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会见尼柯尔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还寄来二百元路费。”(《包惠僧回忆录》,转引自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299页)。

据说:由于中国工人队伍壮大,工人觉悟提高,具备了成立共产党的条件,才成立共产党。这纯是胡说八道。包惠僧的回忆,说得清清楚楚,是共产国际派人来主导成立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毫无干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工人阶级更强大,也没急于成立共产党啊!而恰恰在成立中共的代表中,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没有。

为召开中共“一大”,马林带来活动经费。“一大”每位代表都收到上海发起组寄的一百元现大洋。临回去时,每位代表再发“旅差费”五十元。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发给他们。

这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对个人来说不算少。现时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只能买几个汉堡包,还不够买一条裤子。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那就值钱多喽!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职员每月工资十五元,就可以勉强维持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不至于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每餐有四个丰盛菜肴一个汤。大米白饭,花卷馒头,随便吃。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供应五十个学生吃一个月的伙食;也可以供应一个学生吃五十个月的伙食。这就是当时一百五十元的价值。所以说,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在当时不算少。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锟贿选,向猪仔议员买一张选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国人、列宁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俄国人、列宁也很抠门;很会打算盘,非常唯利是图,十分吝啬。俄国人这个小小的投资,以後竟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资。只是中共代表的身价,低得太可怜了!恐怕这些“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对赵公元帅见钱眼开,没有一个代表会觉悟到想一想:“俄国人给他们这个钱是为了甚么?是要他们干甚么?”,“俄国人会随便花这笔钱吗?”,“难道俄国人用大把钞票撒给中华大地,是来替天行道吗?”

据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据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论指出:“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後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意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关于中共是苏共“儿子党”的问题,中共自己长期一直是默认的。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党四十多年之後,“儿子党”才要造“老子党”的反。这就是中共的所谓“批修”。

陈独秀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说,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主张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资本主义。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参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430页)

瞿秋白在临刑前,知道自己已经必死,他还是说出多余的话,承认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不管他们後来个人的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交代,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的多。

自中共成立之後,一直有代表常驻苏联;苏联也一直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出谋划策,互通信息,保持联络,不断指挥。

参考资料: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
叶永烈:《中共之初》
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瞿秋白:《多余的话》


日期 11-07-02
专题: 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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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一夫欢心

·歪脖子树·

一,“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的诞生

1961年,罗瑞卿和刘亚楼访问朝鲜。朝鲜请贵客欣赏了一种崭新的文艺形式: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

中国客人被震撼了:巨大的舞台,人海似的演员,炫丽的灯光布景,高耸入云的金日成将军形象。

刘亚楼回国就给空政文工团布置任务,要搞自己的音乐舞蹈剧,泱泱大国,岂让区区小邦。

空政文工团调映了“三千里江山”的纪录片,先搞了个“光辉的历程”。罗瑞卿开始对演出规模不满意,说:“人家有3000人,你们才300人,我看你们别搞了!”

但是,周恩来、林彪、叶剑英、等元老勋臣观看之后,赞不绝口。朝鲜小老弟首创的这种朗诵、舞蹈、歌曲融合在一起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开始大行其道。

适值柯庆施主政上海,他闻风佈雨。让上海搞了一个“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音乐舞蹈节目,阵容更大、舞台设计更有气势。1964年6月18日晚,陈毅副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大歌舞表演,外宾对大歌舞很有兴趣,陈毅便指示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之下,亲自到上海观看红色演出。并随即作出决定:

综合“光辉历程”、“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创作一部世纪大作,作为建国15周年的献礼。

这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排演便提上了国务院的议事日程。

7月3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开会,总理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的领导小组名单和大歌舞指挥部名单。

总导演:周恩来

领导小组组长:周扬 副组长:梁必业、林默涵

组员: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

大歌舞指挥部:

主任:陈亚丁 副主任:周巍峙、许平

周恩来下令调动全国全军顶尖级演员、北京上海音乐艺术学院学生参加演出,总数多达3500人。“东方红”规模终于超过了“三千里江山”。

当时所有著名的诗人、词人如魏巍、徐怀中、阮章竞、 贺敬之、乔羽都应召作词,要求他们写出“史诗的水平”。十几位名作曲家安波、马可、吕骥、时乐濛、严克等,一齐呕心沥血琢磨红色旋律;顶尖的舞美设计专家反复比划架势,要塑造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形象……

“东方红”布景设置,采用了当时的“顶尖技术”——幻灯片。因为人民大会堂舞台堪称天下第一舞台,宽28米,高18米,幻灯离天幕距离又远,场景变化又要求迅速,最后总理批示从上海请来制灯专家蒋祖泉。将投影天幕分割成几十片,由几十台幻灯机分区放映,最后拼接出全景。

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一度曾用过《灯塔颂》名字。最后还是周恩来拍板命名“东方红”。周恩来说:“ ‘东方红’这个名字既精炼又确切。”

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乃至许多细节的处理、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等,无不亲自过问。

比如,在“东方的曙光”一场。周恩来指示要在党旗上打出毛泽东的头像,与马克思、列宁的头像并列,以突出毛泽东在中国以致世界的历史地位。

最初版本“星火燎原”一场中,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指示朗诵词里加入了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在写到“遵义会议”时,起初编创人员认为难以表现,就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看后强调,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后来在舞台上设置了遵义会议的场景,插入了《抬头望见北斗星》这首歌,以表现红军战士渴望毛泽东回到红军指挥岗位上来的迫切心情。

“八一南昌起义”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编创人员设计了专场。但是周恩来坚决把这一场删掉。尽管编剧们据理力争,周恩来坚持不让。后来在朗诵词里只简单地提了一句“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却占据了整个舞台。这其中原委人们都明白: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而毛泽东在这个历史事件中缺席。周恩来要突出毛泽东的光辉,就刻意把自己的亮点掩盖起来。

周恩来还指示要多用少数民族的演员,以表达四海归一、普天同庆的和平景象。这样就有了胡松华雄浑的“赞歌”和才旦卓玛高亢的“毛主席的光辉”。蒙古人高举金杯发出“啊哈矣嗨……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的长调。藏族人从雪山上尖声呐喊,“祝您万寿无疆…….一脸疮疤若若”。

胡松华和才旦卓玛起了个篇末点题的作用:“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实际是一场共产党的堂会。它折腾了三个小时,是为了向堂主说一声:希望你活个没完没了!

10月2日,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地动山摇地观看首场演出。毛泽东当晚神情愉悦,活泼地和左右的幕僚下属交换眼神手势。一扫全国大饥荒给他带来的晦气,恢复了满面红光。

10月16日,是周恩来和剧组得到最高赏赐的日子。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接见并宴请全体“东方红”人员。拍照时才旦卓玛被安排到紧靠中央首长的后面一排,在朱德、毛泽东中间。周恩来给毛泽东介绍说:“主席,她就是才旦卓玛,藏族歌手,领唱《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的就是她。” 毛泽东握着才旦卓玛的手说:“好!好!””由于事先宣布了严格的接见纪律,谁也不能主动和主席握手。所以接见之后其他演员抢着和才旦卓玛握手,算是间接地和主席握了手。

才旦卓玛把古老的西藏活佛赐福仪式在人民大会堂发扬光大了。藏族民俗认为,活佛的手抚摸到哪一位牧民,哪一位牧民就有福了。才旦卓玛则发展了一步:谁摸到被活佛摸过的手,谁就有福了!

压轴戏还在后面。周恩来在接见后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因为人民日报还没发表消息,要求大家严格保密7个小时。大会堂内顿时沸腾起来,欢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一个个为优先分享了党和国家最高秘密而陡然脑袋膨胀,油然而生自豪之情。

二,周恩来忠君误民

“东方红”在当时实行了五级审查制度:周总理一级,文艺界一级,彭真、陆定一一级,刘少奇一级,最终还有毛泽东一级。可以说“东方红”实际是毛泽东以本人的的腔调叙说自己的历史。

垄断社会舆论,灌输式地宣传自己的光荣伟大,大吹大擂自己的英明,掩盖执政错误,让民众盲目崇拜指定的神——这是所有的专制者的梦想 。但是只有在极端专制的社会制度下才可以把它变成现实。

周恩来工作兢兢业业,善于体察民情。可是在1960年人民处于饥饿濒死状态下,人们没看到周恩来视察祸情体恤民众。没看到他开仓放粮拯救生命。这段悲惨岁月里周恩来一直保持沉默,远离是非,象口滑溜的不粘锅。可在饥饿刚要结束,人民仍旧面带菜色的情况下,周恩来抽出大部分精力,去搞一个为毛泽东文过饰非,以讲光荣史掩盖丑恶现实的鸿篇巨制。举倾国之力,讨一夫之欢心。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封建佞臣媚上的精神。

音乐舞蹈史诗配合林彪的学毛著、学雷锋的活动,以艺术的形式为毛泽东个人崇拜活动推波助澜,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积累政治资本。

无人否定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但是在专制制度下,忠君者必误民。

三,共产党里通外国

“东方的曙光”开场朗诵词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句话只是说明了事实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卢布。

苏联为了打破资本主义四面包围的困境,对中国的革命采取大力支援的行动。在国共合作时期,它破费了2000万卢布用来援建黄埔军校,支持北伐战争。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它支持共产党武装革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经费都是第三国际支付。共产党五大之前的共产党重要干部,曾拿卢布做工资。以保证他们无衣食之忧,专职搞革命。从陈独秀到毛泽东都曾接受苏联的卢布。1938年,毛泽东曾签字接受30万美元的第三国际援款。1940年,周恩来申请35万美元的援助,此外还有大批物资武器等。这些都有苏联解体后的档案资料和中共党史资料为证明。

陈独秀一度拒绝卢布,担心拿了人家的钱,就得跟人家走。但后来也改变观点,心安理得地接收了卢布。

1929年,国民政府与苏联在“中东路事件”上发生冲突。共产党中央发布文件号召“武装保卫苏联”,发动群众游行示威抗议国民政府从苏联手中收复中东铁路。共产党拿苏联的钱,替苏联办事, 彻底成为苏联政府的代理人。共产党的利益,同当时民国利益直接抵触。

今天,共产党为了打击民主自由势力,想发设法给异议分子罗织罪名。其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援助”是一个很重的指控。明知这些捐款来自民间而不是境外国家政权,也要扣上“颠覆”卖国的罪名。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确实从外国政府取得经费。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早就是板上钉钉的里通外国的卖国贼了!

四,抗日的水分

共产党公开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是在1934年7月。当时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为了掩护主力红军撤退,中共中央派出一支6000人的部队,命名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带着160万份宣传品——《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装成3百余担。先遣队挑着宣传品在蒋介石的心腹之地游来转去,四处张贴。

中共中央的目的就是要造成红军北上的假象,从而掩饰主力红军向西南的战略撤退。他们让“北上抗日先遣队”吸引和牵制一部蒋介石部队,减少围剿主力红军的力量。说到底,这是一种断尾求生之术,试图牺牲小部,保存大部。

但是,中央并没有把真实意图告诉抗日先遣队的官兵,抗日先遣队在没有日本兵踪影的福建、浙江、安徽与蒋介石泡蘑菇。蘑菇来蘑菇去,半年之后,被消耗到剩下粟裕残兵500人,方志敏也糊里糊涂被俘处死。

这次“北上抗日”连共产党自己都不愿提起,还好有粟裕将军带有怨愤的回忆录和朱德的一段大实话,揭露了这次“北上抗日”的欺骗性。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握兵权。红军采用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只要甩开蒋介石的围追堵绝,无所谓北上、南下、抗日、亲日,红军活命是第一要旨。翻过雪山走过草地之后,红军摆脱了围剿大军。毛泽东偶然得知刘志丹在陕北还有根据地。于是决定来一个宋江投梁山。

这一次行军方向是朝北了,但是把这说成是“北上抗日”那也太搞笑了。

舞台朗诵“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斗争”,尽管抑扬顿挫、底气十足,可这是一个十足的弥天大谎。他们忘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军在正面抗击着日寇的主力,仅计算将军就牺牲了200多名。从隶属关系上,延安毛泽东也是被重庆蒋委员长领导的。

从青纱帐里,游击队伸出脑袋放两声冷枪,远远不是抗日战争的全部。也不是抗战胜利的主要原因。

五,红色歌舞的祖宗

“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达到了革命艺术的最高成就。其中革命者戴镣长街行,走路一步一顿,挺胸仰首,义薄云天状——成为经典舞台动作。你可以从“红灯记”李玉和的身段里,看出“东方红”门派的表演程式;”战士想念毛泽东”的群体造型,也从两年后的红卫兵歌舞里重现。红卫兵只是东施效颦,把“东方红”里的音乐舞蹈粗鄙化,手里多了本小红书。

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更加恶心的献媚邀宠之词,“北斗星”呀,“红太阳”呀,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啦!源流皆出自音乐舞蹈史诗。但是文化革命中的音乐舞蹈,从艺术上从没超过红色歌舞的祖宗——“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充满着对历史的曲解和片面陈述,它选择毛泽东偏爱的历史材料,把它打磨切割,铺设成一
条通向个人崇拜的石板路。

“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给中国人施了魔法妖咒,毛泽东轻易地把中邪的国民引入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中。

六,“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的副作用

在“埋葬蒋家王朝”的一场里,舞台上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浩大的游行队伍打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横幅标语,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把一伙身着美式军服的国民党官兵团团围住,这伙官兵由气焰嚣张到畏缩发抖,最后一个军官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天空“呯”的一声,官兵们才趁机逃出群众包围圈—–

编导的意思是明确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内战,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导。实际的情况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曾认真地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希望中国出现一个联合政府,稳定亚洲,这也符合美国利益。在调解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袒护国民党。国共谈判失败在于现任的独裁者蒋介石和未来的独裁者毛泽东都没有诚意。不同政见的党魁因为有共和理念而可以共处一个政府,而两个独裁意识严重的独夫却不共载天。

现在再说它影响至今的副作用。

比如舞台上横幅标语“反饥饿,反内战”就会引起人们浮想联翩。

毛泽东饿死3千7百万人,那还不算饥饿吗?

毛泽东自己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内战”,发动了“全面内战”的战争贩子不应该被公审判罪吗?

至于“反迫害,争自由”,让人觉得简直是直接攻击现政权。现政权不是每天都在迫害着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吗?刘晓波、胡佳、查建国、何德普、艾未未、天安门母亲等不就是因为争人权、自由才被捕、判刑、监禁、监视居住的吗?

国民党再可恶,也不过对着天放了空枪,无可奈何地用高压水龙头冲冲示威学生,而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可是枪口对着市民,真枪实弹的屠杀呀!

——-
所以对于当今共产党执政者来说,重温革命史,纵容红歌潮,真是吉凶难测。唱红歌曾经把薄熙来的革命性激发起来,踢断了他老爹的肋骨。执政者若放纵薄熙来唱红歌,应该先估计一下自己的肋骨是否比薄一波的肋骨更坚强。

“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还唱出了“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可是个严重问题。这明明是警告共产党要么还给人民民主自由,要么就死亡。死的道路有两条:自杀或者被揭竿而起的人民杀死。


日期 11-06-29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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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20年祭

金雁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著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 痛、东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尔巴乔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常 常被我们用在关于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叛徒”扶上了宝座,于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尔巴乔夫的 ‘公开性’和‘民主化’惹的祸”。于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 “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苏联的这个体制这样脆弱,它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与“合法性”为什么就这么经不起大众信息自由和“广场测试”(夏兰斯基: 《“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2004年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验?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到俄罗斯有人也持类似观点, 那些人说:“太遗憾了,我们当初没有按中国模式发展,那样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 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见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 期,105页)。

显然,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其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当时已经 97岁的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说“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公开性成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却没说这 “双行道”该怎么走法?在“控诉”斯大林的同时也把他的“敌人”一块儿骂?他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斯 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斯大林 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于心脏病突发,实际是被吓死的)。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单行道”局面,原因何在?戈尔巴乔夫一 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如果是这样,这 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到俄罗斯去拍了一部大骂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造成苏联剧变的电视片,他们见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问,“你给斯大林打多少分,给戈尔巴乔夫 打多少分?叶利钦打多少分?”据说结果令他们很满意。但连陪同的翻译都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做这种有选择性的调查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客观性的。即 便如此,他们在与一些亲俄共的学者座谈的时候,以为这些左派会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结果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一种答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值得 的”!

的确,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 就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他在交谈时指出: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就变成资 本主义了?而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就没有一个因为出了几名“好人”就垮台、就变成社会主义呢?所以他认为批判叶利钦是可以的,但对旧体制的反思更重要。实 际上,对于前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为它已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比如久加诺夫就说,“在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经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罗斯这样的 “原教旨社会主义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却是我们这些采访者心中的偶像。而这位好人普京一方面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诺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他却是大坏蛋叶利 钦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伟大的好人斯大林在杀光了一切疑似的坏人之后,千挑万选留下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按我们那些采访者的说法却又 是一个大坏蛋。呜呼!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 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只要是国家认定需要的东 西、事关脸面上的排场,全国自上而下地齐动员,一准能获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冒虚火”,不要说在军备竞争中没有获胜,这些所谓 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从人着眼?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工人的31%,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3%。在 苏联“建立国家”和“攫取财富”是同义词,这种统治方式也叫做“从人民中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种动员型的意 识形态”。

因为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往好里说是对“大国特殊责任论”的担当、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战 略,往坏里说是一种不自信的伪民族主义,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是一种没有“人”只有“国”的主观意志。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 败。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 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这种以牺牲个体的充满血腥成长过程,“再现了等级制、人身依附等中世纪 原则”,“这个事实成了俄国文明发展中最阴暗可怕的现象”。在和资本主义拼实力的过程中,是以苏联人的性命和不自由作为交换的,它一方面试图在经济上赶超 西方,另一方面却在违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而且他也并没有使苏联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无疑,俄国学者们的这些反思不会出现在采访者所拍的政论片中。但俄国学者的这些“痛定思痛”的思考当真是可以忽略掉的吗?虽然俄共对采访者的亲苏共情结感 到很亲切,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不管给历史人物打多少分,从目前的选情看,他们距离政权是越来越远了。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 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所以他非常强调 要搞“人的现代化”,过去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 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

俄国学者们强调,在这种与朝鲜“先军政治”类似的“国防意识高于一切”的概念下,国家强大是以个体作为整体的殉道者为前提的,在钳制和驯服的状态下“造成 了人民政权的错觉”。因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它的高度集权的“强迫”动员性社会是以压制性的恐惧政策和舆论统治作后盾的,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单 位化、单位国家化、国家政治化,社会只不过是苏共政权附属物,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客体。戈尔巴乔夫把这种“国家控制、国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 所不及的地步,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批准”的整齐划一的“官方国民性”称作典型的“苏联生活方式”。在这个国度里,所有的个体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苏联 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中甚至对“个人”的词条下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体的“一切都被限 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年,132页)。

这种社会模式必然会造成了四个后果:

第一,它与理想背离,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号召力进行社会动员和欺骗,必然会导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这就造成了它 的虚伪性。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很快就发生了“理想主义蜕变”,与它所许诺的目标模式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圣西门批评雅各宾专政时所说的,在争取自由平等的 伟大目标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一个新的“黑白颠倒世界”。虽然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62年,84页),阶级结构已经根本改观,作为苏联社会结构的核心的“两阶一层”都是“人民的范畴”,但实际上来自国家的剥削超过了1861年以前的 农奴制时期,全体苏联人都处在变相的“普遍农奴制”状态。

1938年苏联实行“劳动登记册”制度,复活了沙皇时代就已经废除的农奴制特征“连环保”,所以苏联坊间里把联共(布)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联共 (布)的俄语缩写“ВКП”与“第二次农奴制”的俄文缩写“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从斯大林提出“靠内部积累发展国家的工业”以后,整个苏联时期的积 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平,靠从民间汲取发展国家是当时的发展战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1929年没有 加入集体农庄的所谓富农纳税额是集体农庄庄员的17倍,而从1929-1938年的1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6倍,远远大于沙俄时代。苏联为了负担欧洲规模最 大、开支最多的常备军,就需要不断地消耗国家的财力,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甚至牺牲农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 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 物,如果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可以有700万人的性命存活下来,但是斯大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 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

这一模式是以强制作为后盾的,它用恐惧社会的压制性和舆论统治来震慑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正如帕斯捷尔纳柯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 这种体制“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只要求服从。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我们虽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 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官僚集团的上层排除了在协商基础上解决社会矛盾,当时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 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257页)。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 选举100%的人都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却在不断扩大,据苏联内务部统计,从1921-1954年仅记录在案的被判处“反革命” 罪的罪犯就达约380万人(塔斯社1992年1月23日电)。

“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

第二,强制措施的时效性。谁都知道,强制社会“只要压力减轻便会很快丧失了自身的潜力”,政权只有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控制才能保持住,即便在统治者能够提供 足够的资源保持对民众的控制力度时,严控的效应也会递减,收效也难以长久,因为人们对恐惧感的麻木程度也会增加,通过舆论控制和个人崇拜只能在某一个阶段 凑效,而且不可以重复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越来越大的成本用来控制自己的人民,只要这种控制稍一放松,就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它“释放出 来的自由的火花就像丛林大火一样迅速燎原,从而将一个帝国的大厦烧毁”。比如后斯大林时代,尽管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在大搞个人崇拜和严刑峻 法,他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压制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减少(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 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但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 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伪装,使政府和政治家没有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僚主义的实用哲学和“去 意识形态化”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

由于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在这种社会内的人可以分为四种:认同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忠实信仰者虽然也有,但人数很 少)者;公开表明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赞成当权者做法,但是处于恐惧中不敢公开发表真实想法的“面具人”;逃避国家的控制、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其 实,在这种体制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第二种和第四种人是无法区分的。人们看得见的只有两种人,即铁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两头都很 少,中间大多数是那些可以随时改变信仰的被迫者或趋炎附势者以及蛰伏于地下的“民间力量”,他们都在根据政治天平摆动伺机而动,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具 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点。

比如在1985年时对苏联人进行民意调查,99%的人都会表示拥护苏共的领导,1988年12月苏联新选举法通过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额选举,1989年 4月选举结果,苏共的拥护率马上就减少了1/3,叶利钦、萨哈罗夫、波波夫、索布恰克这些民主派纷纷当选,之所以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当选,是因为他们“在任 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页)。到1990年苏共支持率更进一步降到不足 1/2。是不是这些人仅仅过了几年想法就改变了呢?当然不是,唯一改变的是,庞大的两面派阵营不再害怕表达他们真实的信念。“虽然不可能知道一个社会内部 到底有多少两面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管制性的社会里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把越来越多的忠实信仰者推向两面派阵营,而他们一旦不再恐惧地与政权疏 远,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阵营中了”,“面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据政治力量的平衡转化成“反体制”的“斗争智慧”的,原本就热闹非凡的“地 下活动”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而公开化。1988年末,“多党制”还是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词汇,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在近700个接受调 查的与会者中,约有42%的人称他们反对“一党专政”((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年,70页)。

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

第三,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同构性结构组织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会组织的 活动。斯大林说,“保证党的领导”是这些非党社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体制下的群众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衍生品。人所周 知,铁幕国家没有社会,人们只知道政府,而不知道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托洛茨基就说过,国家可以“强制性的干预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从1929 年以后,苏联工会唯一的任务是动员劳动者完成国家计划。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可以说没有一家真正的社会组织,所有的个人都是被国家“绑架”的人质, 社会的主动性被斩断,“对业余空间的侵犯、对日常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种常态。1930年代的所谓社会组织是200万党员、400万共青团员、 1200万国防建设促进会会员、1700工会会员和300万工农通信员,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地服从国家政权的命令,不能展现自我发展机制的社会功 能。社会束缚于政权之下就等于斩断了社会的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这种同构性的社会结构既稳定也脆弱,就像没有牢固地基的整体 框架的建筑物,因为承重结构单一不分散,立在那里的时候光鲜高大,稍遇地震就会“呼啦啦的大厦倾”整体垮塌。苏共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控制为主,党控制了所有 的社会资源,使单位的触角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组织无所不能地侵吞着个人的私人空间,毁掉了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民间生长的土壤和运行机制,卡死了 民间的活力,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视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剪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会自救模式成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统统丧失。因为在管制型社 会中,整个社会肌体处在被动状态,并造成官民对立的体制内的“弱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状态。

2010年10月,我们在与俄罗斯《祖国历史》的主编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谈中,他说俄国的学者也在反复讨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统 治者总是以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范和治理。殊不知这样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说,就从统治者的立场看,首先是阻碍了 领导者自己的眼界,造成他们信息来源的单一化。比如说各个地区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于自己“政绩”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信息的链条中间环节过 多会降低决策的灵活性,也会影响到领导者的判断力。比如,斯大林就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判断,他大量工作“无效化”,使这个体 系陷入瘫痪,靠惯性运作。在勃列日别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著名人物的有几套班子,致使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 卷,这几套系统内部的意见常常不统一,人人都是替自己盘算而算计着让别人承担责任,于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动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个围绕他的20多人的 秘书组和写作班子,而在他两次中风以后,基本上处在不“亲政”的状态,这个写作集体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读心术”,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进 行“领导讲话”的编写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不出错地朗读好这些稿件。而写作团队本身又分为好几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现得“荡秋千”似的两边晃悠, 而且因为写作班子是个集体行为,最后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锋芒的地方都磨掉后的妥协产物,导致空话、废话、套话、假话连篇。

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第四,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人们常说,苏联剧变是因为经济没搞好,它倾尽全国之力去和美国搞军备竞赛,过高的积累率导致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引 起人民的不满导致了剧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已经迈过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业开始反哺农业,消费被作为衡量 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但是当局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身体主观需求的满足。这些人以自 身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想当然的认为,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体制”冲动,“被禁锢的头脑”是可以用物质手段收买的,国家既然为 人们提供社会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务,人们就会满足于过自己的小康日子,拿个人自由与安全作交换,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苏联到1970年代有免费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廉价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稳定的养老退休制度、免费医疗;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 了1倍,远高于物价上涨水平,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租房的费用只占月平均工资的 2%-3%,(目前中国工薪阶层房租占到了工资收入的1/3);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1987年苏联人均的影剧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从统治者的角度 看,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时说,“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 是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先锋呢?”这个道理就像几百年前但丁所说的:我个人有足够的面包吃,我并不是为面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亚的 十二月党人都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沙皇就一直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造反。所有的统治者一直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执政者适应历史的面貌,而不可能使历史的面 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上述这些人并不是为物质利益而呐喊,并不是为个人呐喊。对一般人来说,很容易把“民主与福利混同起来”,但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就个人而 言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在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的个人工资远远高于苏联的人均平均工资。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 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是要揭露”。因为这种恩赐的福利既没有制 度的保障,也缺乏合法的来源,萨哈罗夫说,苏联遗产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民与当局的关系如同是对聋哑人的对话,这个社会抵 触情绪已经接近饱和,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急剧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过了极限,靠着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忽悠”或者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不可 能使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 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或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式发生了这 样的剧变”(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278-279页)。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他们受到了列宁的如下痛斥:“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 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中央编译局编:《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 年,46页)。他还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46页)但是他掌权后,自己恰 恰就进行了这样的“背叛”。直到1988年,苏联结束书报检查制度,对开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开性被各个阶层所接受,尤其是知识分子最欢迎公开性。仅仅改善 物质条件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求进一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赫鲁晓夫打开后的铁幕透出了一线的缝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这扇窗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打开的窗 子可以合上,但开启在人们心灵中的窗子却关不上了,反而愈发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他们愈发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统治者这才意识到,斯大林时代是回不去了。人 们没有说什么的自由、写什么的自由,但是有不看什么的自由、不听什么的自由。他们没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利,但是可以有避开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 代末苏联有一篇文章叫“‘真理报’没有读者”)。正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假如人们自己感觉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 问题,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据美国学者鲁道尔夫对1968-1970年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样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权利、人权 -社会法制、宗教自主性、创作自由、发展和理性、生活质量。这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这些诉求中的最后一项。到苏联末期这一点更加明显:1988年7月 3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个民意测验,测的是“对现状的不满是来源于商品匮乏、法律不健全,还是缺乏社会正义”。结果大约有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 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缺乏社会正义占了第一位。可见,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渴望自由的。其 实,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剧变前,剧变后的时代也一样。200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的东欧剧变20年研讨会上,哈维尔一再强调东欧“剧变”主要并不是因为 经济没有搞好。同样在剧变以后评价转轨时,他也一再说,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应当“少迷信经济学家”,转轨成果除了经济学指标外,也要在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 与活跃方面得到体现。


日期 11-05-06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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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aching of IT employees on the rise

Poaching of IT employees on the rise

By InfoWorld Tech Watch
2011-03-03

Businesses, beware: Poachers are on the prowl, and they have their sights set on your top IT workers.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Dice.com, 54 percent of hiring managers and recruiters expect organizations to aggressively engage in poaching this year.

This news certainly complements research pointing to high demand for experienced IT workers [1], fueled in part by the booming mobile industry and burgeoning cloud computing market. It’s also good news for IT workers, as they may have more bargaining chips than they did in recent years.

Aware of the risks of losing top IT talent to the competition, hiring managers said they are dangling more benefits. The more common incentives: flexible work hours, followed by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new or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third most common incentive is, gasp, a salary increase [2], followed by “better career opportunities” in the fourth spot. Rounding out the top incentives are promotions or new titles, bonuse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telecommute.

Of note to IT employees out there who are contemplating jumping ship: Your boss may be onto your plans. Fifty-four percent of the survey respondents said there are some tell-tale signs that an employee is being wooed by another suitor. According to Alice Hill, managing director of Dice.com, the most frequent signal is a change in work habits, such as a lack of engagement with co-workers or projects. Other signs include frequent single-day absences, an adoption of more formal work attire, or getting up to date on expense accounts.

Fortunately for IT workers contemplating a job change, jumping ship doesn’t mean you’ve burned your bridges. Only 11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aid they would outright refuse to hire a employee who was poached. 33 percent said they would allow the person to return, while the remaining 56 percent said it would depend on the employee.

This story, “Poaching of IT employees on the rise [3],”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InfoWorld.com [4]. Get the first word on what the important tech news really means with the InfoWorld Tech Watch blog [5]. For the latest business technology news, follow InfoWorld.com on Twitter [6].


Source URL (retrieved on 2011-03-04 07:00AM): http://www.infoworld.com/t/it-jobs/poaching-it-employees-the-rise-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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